新世纪的第四天，突然传来张光直先生辞世的消息。虽然此前知道由于帕金森氏症的困扰，张光直先生一直健康堪忧，但这个消息的传出仍然让人错愕不已。最近的五六年以来，张光直先生逐渐淡出学术中心地带，除《剑桥早期中国史》中的章节外，基本没有篇幅较长的学术文字。1997年台湾版《番薯人的故事》和1999年北京三联版《张光直作品集》的先后出版，隐约透露出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学术史上的张光直先生进行通盘梳理的意味。前者是张光直先生1997年在台北休养时所作，虽然是隽永小品，但给后学的印象却是厚重的，显然这不是常见的饭后闲谈素材，而更令人想起胡适先生所极力提倡的为一时之学问作见证的传记文学；后者在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大陆地区学术圈中风行一时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的基础上，汇集张先生数十年来以中文撰写的论文和学术随笔。对学人的观察不能仅仅满足于罗列出活动种种和著述若干，而在于考察在时代潮流下一时范式的形成。半个世纪前，张光直先生怀着“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进入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开始了他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历程。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进程实在是个头绪纷繁的景象，张光直先生在其中的作用又当如何界定呢？大陆学者多会提到他对大陆地区新石器和商周时代考古的研究，尤其是以《商文明》为嚆矢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台湾学者则多论及他对台湾本土考古学的首倡之功，而海外汉学对他的敬意首先来自里程碑式的《早期中国考古》。我们不禁思索，是否有个一以贯之的线索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张光直先生的学术生涯呢？诚然，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学术生涯是不为一两个方面所局限的，但张光直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活动，虽然题旨有异，但无不是凿通种种隔绝的努力，而这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从筚路蓝缕到蔚然大观，也正是一个凿通的历程。
作为凿通时代的学问，最基本的一端是学术资料的沟通。西方主流社会对传统中国的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的一批华裔学人的努力，而张光直先生和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当属于最具代表意义之列。中西之间的跨文化隔绝古已有之，但打破这种隔绝的吁请到二次大战以后日趋强烈。二次大战之前，就汉学研究而言，北美尚不足以与欧洲抗衡，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由于美国朝野陷入“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在客观上给予了中国研究方向最好的发展空间。而同期由于政权更迭，一批学者远赴美国，加速美国汉学的根本改观。以杨联升、赵元任、洪煨莲等在中国学术圈中已经形成自身地位的诸先生为代表的二战后第一代汉学群，和以刘子建、余英时、张光直等诸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汉学群开启了北美汉学研究的一种新的传统。值得回味的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所接受的是正宗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教育，所关心的课题也是符合西方范式的采集－狩猎经济研究。究竟是什么契机导致张光直先生回归到汉学研究领域中，虽然是后学所关注的，但在目前所公布的传记材料中，却未知其详。虽然张光直先生亲身经历了美国新考古学运动的兴起，并且论著被收入新考古学的经典文献，但最终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的是先后再版三次的《古代中国考古》。虽然中国考古学是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考古状况也不是茫然无知，早期在中国工作过的学者如安特生等都先后介绍过中国的史前文明，但是1949年后大规模的中国田野考古实践证明所谓仰韶龙山不过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冰山一角。在中国，考古学成为这个时期成长最迅速的学科。在西方读者眼中，古代中国考古其实是个新旧交融的范畴，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一直心仪的古代中国，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更能满足西方希望了解冷战时代的中国在做什么的好奇心理。《古代中国考古》每次再版，总是根据最新的发掘材料补充或者修正以往的观点，从而唤起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材料的注意。张光直先生主持的《耶鲁早期中国研究系列》进一步确立了早期中国研究的资料基础和理论框架。在隔绝时代，张光直先生用同样的方法吁请在台湾的学者关注大陆地区的最新发现，在《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和《〈安阳〉张序》中，其凿通苦心可见一斑。在一定意义上讲，张光直先生对台湾本土考古学的开创之功应该归属于资料意义上的凿通，不过台湾本土考古学的生成所凿通的是传统学术分野的狭隘观点。1949年以后的台湾考古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由大陆迁台的安阳考古学家所主持的，大陆考古学依然是台湾考古学教学和研究的主体。张光直先生求学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之时，台湾本土考古学仍然不足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六十年代中期，张光直先生的《大坌坑》报告将台湾本土考古学吸引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但本土史前文化的确立并不是用来证明文化的原生性问题，张光直先生既而讨论“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底层”问题，继续为打破传统学术偏见提供支持。1972－1976年多学科合作的浊大计划更进一步成为八十和九十年代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
学术史上的凿通不以资料意义上的凿通为终极目标。当1977年张光直先生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地区时，长期处于教条化历史哲学禁锢下的缺乏有效方法和对应的中程理论的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层面上的诉求是何其强烈。因为主要著述在八十年代之前未获发行，张光直先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巨大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以及由此而整理出版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八十年代中期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界寻找中程理论的时代。到九十年代，张光直先生的名著《商文明》终获中译出版，而在导言中提到的商代研究的“五个门径”一时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代名词。“浊大计划”的若干经验也被引入近年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计划中。在张光直先生的中程理论中，最不容易为中国考古学界接受的是萨满文化说。关于早期中国文化中最本质的因素是什么，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虽然以萨满文化为早期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特色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但张光直先生的要旨并不惟于此。张光直先生相信从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的变化并不是技术或贸易程序，而是政治程序，萨满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宗教艺术正是这个程序的反映。这个学说对长期囿于机械的历史规律模式下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客观地讲，任何一个学术圈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各种偏见。中国考古学在西方大学的讲授常常处于一个尴尬而微妙的地位。尽管线索多端，内容复杂，中国考古学只能是从属于笼而统之的非西方考古学中的一支；而中国考古学与史学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又与作为人类学的北美考古学具有庭径之分，因此，在北美，究竟中国考古学是作为人类学、艺术史还是东亚研究，往往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而在中国，很多研究也往往受制于“东方模式”或中西有别等观念，将眼光仅仅局限在中国上；西方考古学训练的匮乏，也限制了将西方考古学纳入研究范畴之中。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学术语境下，张光直先生是同辈中国学人中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到西方学术主流中的学者，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凿通，就是将中国的研究个案用于构建世界性的一般性原理中。正如他所一贯主张的，中国考古学应该永远都不满足偏于西方学术框架之一隅的地位。张光直先生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称为连续性类型，而根植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却属于破裂性类型。破裂性类型文明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是非常态。建立在非常态类型基础之上的历史规则有必要接受连续性文明经验的检验。这个学说几乎是振聋发聩的，为中国考古学的一般性意义上贡献开启了门径。张光直先生的逝去，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凿通时代的终结。他的故去，绝不意味他所沟通的双方从此陷入“十年生死两茫茫”，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中，资料、方法和理论上的种种隔绝已经日渐廓清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资料共享和理论互通的时代下的学术是对张光直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
